纽约客在上海观后感(精选多篇)

第一篇：纽约客,拖延告诉我们什么

纽约客：拖延症告诉我们什么？

若干年前，美国经济学家乔治·阿克洛夫（george akerlof）碰到了一个简单的任务：将一箱衣服从他所居住的印度邮递至美国。这些衣服是他的一个朋友兼同事来看过他之后落下的，所以阿克洛夫急着想将它们把它送回去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：印度的官僚体系和阿克洛夫自己称作“我在这些事情上的无能”使之成为一件麻烦事——确实，他估计这将会占去一整个工作日的时间。于是他一周又一周地推迟处理这件事情。这样一直持续了八个月之久，直到阿克洛夫自己都快要回国了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：另外一个朋友恰好也要寄一些东西回美国，于是阿克洛夫得以将斯蒂格利茨（stiglitz）的衣服连带着一同捎回去。考虑到洲际邮件的不稳定性，阿克洛夫很有可能比斯蒂格利茨的衬衫提早到达美国。

这个故事有一点让人感到安慰：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会拖延！很多人生活中都充满着一大堆未完成的任务，或大或小，噬咬着我们的良心。但阿克洛夫将这再熟悉不过的体验看成是一个谜。他真心想把衣服寄回给他的朋友，但是，就像他在1991年的论文《拖延和顺从》（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）中所提到的那样，“八个月里每早醒来我都决定第二天早上去把箱子寄给斯蒂格利兹。”他永远都将要把箱子寄出去，但那一刻从不到来。后来成了行为经济学的中心人物之一的阿克洛夫意识到，拖延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坏习惯。他认为这揭示了关于理性思维的限度的一些重要问题，并且可能帮助我们 ……此处隐藏460个字……，根据卡尔加里大学商业教授皮尔斯·斯蒂尔（piers steel）的研究，从1978年到2014年，承认自己有拖延症困境的人数百分比翻了四番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把拖延症

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是有可能的。

这个问题同时也惊人地昂贵。每年，美国人都因为不及时报税而浪费上亿美元；哈佛经济学家大卫·莱布森（david laibson）的调查显示美国工人已经在401(k)退休储蓄计划中放弃了一大笔的钱，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抽出时间去签订退休协议；百分之七十的青光眼病人宁愿冒着失明的危险也不定期使用眼药水。拖延症还给商业和政府造成了多余的成本：近期的欧元危机就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踌躇不决；以通用公司的破产为代表的美国汽车工业的消退，部分是由于管理层喜欢延迟对棘手的问题作出决定。（在阿里克斯·泰勒（alex taylor）最近的通用公司史《60对0》里面，关键结论之一就是“拖延症无法创收。”）

哲学家们对拖延症的兴趣也有另外一个原因。它是希腊人称作akrasia的现象的一个有力的例证——做出有违于最佳判断的事情。皮尔斯·斯蒂尔将拖延症定义为，出于自愿地推迟某事，尽管你知道这样的耽搁会让你更加难受。换一句话来说，如果你只是说“尽情的吃喝玩乐吧，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”，那么你就不是在拖延。如果你认为那是最有效的利用时间的方式而有意推迟也不算是拖延。拖延症的实质在于不去做你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是一种造成人们精神负担的心理扭曲。这就是拖延症令人困惑的地方：尽管它是在避免令人不愉快的任务，但是沉湎于其中也不会让人快乐。在一个研究中，65%的被调查学生在他们开始着手准备学期论文之前，表示希望避免拖延：他们既知道自己不会准时地完成功课，也清楚这种延迟会让他们不快乐。